作者简介：张军，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平安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01年第1期（总第3辑）。
来到哈佛大学不久，我便发一篇评论性的文章给上海的《新民周刊》。我这样做是在履行合同。2000年的第一天，我与在上海的另外三位著名学者(文化评论家沙叶新、社会学家邓伟志和法学家周汉民)共同与上海文新集团著名的《新民周刊》签约，由我们四位每周轮流为《新民周刊》的“一周谈”撰写评论文章，题材各有偏重，《新民周刊》则以千字千元的标准支付稿酬。这个为期一年的合同虽然快到期了，但我并不想在年末违约。这自然是一个有效的制度了。在我发回的文章中，我要谈的也是制度的问题，因为我从网上看到了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的会议公报，公报引发了我对制度问题的一些想法，一气呵成。过了大约一个月，《新民周刊》的金仲伟先生给我传来“伊妹儿”，对我的文章大发赞美之词，称其为“‘一周谈’创办以来最有影响的文章”。我的文章可以说是借题发挥。这个“题”就是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的会议公报。公报强调了中国经济在来来保持高速增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不足为奇，会议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必须依靠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要大胆探索，深化改革，突破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刺性障碍。”这句话显然把制度的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给予了充分背定，这也不足为奇。坦率地说，这几年，创新的重要性对于我们早已是深入人心。特别是当这两年国人开始更多地了解关于知识经济或新经济的信息的时候，“创新”二字的含金量可以说每天都在上涨。但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出的话题是，如何将创新从口号变成实际的行动。3个月以前，我从伦敦大学东方非洲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回到上海。随后我应邀在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院的“名博士经济论坛”为学生做了首场学术报告，题为“企业家精神与金融制度创新”。在那场报告中，我从经济理论史的角度阐明了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含义。我特别指出了经济学理论对制度创新问题的忽视，我还评价了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问题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缺失。我问道，当书本上告诉我们制度要完善、要规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制度创新是怎样发生的呢?就制度而言，现有的理论都是同一个命题，简单地说就是，制度越完善、越规范，经济越发展。这个说法看起来是千真万确的。但我有些疑虑。我猜想，这个命题可能只对一个结构比较稳定的经济是“合情合理”的。所以，在那篇文章中我说，这里面可能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清楚。于是我在对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理论作出评价之前，我先分析了现实的经济，看看制度完善和制度创新是什么关系。我们看到的经济，无论是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的市场经济，还是像中国这样新兴的市场经济，在面上我们都能看到一大块由现有的制度(或规则)管理着的经济内容。庞大的政府部门，历史悠久的大银行、大财团、大公司和证券交易所等控制着经济的大部分活动。美国著名的社会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对于这种经济现状有过精彩的描写和分析(顺便插一句，据说，80高龄的加尔布斯现在就住在哈佛燕京学社身后的那条树木成荫的佛朗西斯大街上)。在这一块经济里面，制度越来越完著，越来越精致。交易活动完全循着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在此之上，政府用法律和管制条例规制着市场制度和交易活动。当我们新兴的市场经济追求制度规范化的时候，其实就是向发达的市场经济学习，引进他们的市场制度、法律和各种政府管制经济的条例。引进证券交易所就是最为典型的制度引进活动。有了这些制度，经济的活动得以有序开展，经济得以发展。但是，我们要清醒的是，所有这些制度也不过在规制着一部分或很大一部分经济的活动，而不是全部的活动。正是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兴趣。我的直觉是，剩下的经济活动肯定是在“体制外”进行的。长期以来，经济理论家们始终忽视对“体制外”经济活动的研究，仅有的研究也不过把这些活动局限在所谓的“地下经济”或“黑色经济”而已，远远低估了“体制外”经济活动的范围和重要性。实际上，我们已经越来越看到，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除了大企业和大银行之外，推动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中小企业和民间的金融活动，它们比大企业和大银行所主宰的经济更有活力、更有效率。他们之所以有如此优势，是因为他们不在“体制内”，因而不受规范的制度的约束，从而更“真实”。一些研究早已发现，在制度越来越完善的时候，大企业和大银行也开始逐步失去了活力，因为他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现有的制度而生存，不再开拓生存的空间，守成、短见、专家综合症开始成为他们共同的整状。例如，证券交易制度的发展越来越排斥更有效率和活力的创业型企业进入资本市场；银行制度的发展越来越歧视中小企业；创新越来越与大企业无缘。经研究证明，我们近30年来的主要发明与产业化几乎都是民间的个人活动(回忆一下我主持翻译的那本《改变世界的13个男性》吧)。IT产业的发展更加说明，恰恰是“体制外”的活动在制度和技术创新中担当关键的角色。就是说，民间力量才是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如果没有风险资本市场的出现，没有风险投资家和投资基金的出现，没有创业板证券市场的出现，没有期股期权制度的出现，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经济。毫无疑问，新经济就是这些制度和技术创新的结果，但这个创新过程不是政府组织和规划的，而是民间活动的产物。我们的经济是落后的、还在发展中的经济。特别是过去20年，我们的经济又处在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的新的阶段中。坦率地说，我们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许多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自然更谈不上进一步规范化的问题。许多人甚至强烈批评我们在经济的制度缺陷和行为不规范，这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在与西方发达经济的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框架和执行系统相比形成的反差下，我们的制度不健全和不规范的问题似乎更加突出和更加成问题。不过，我们也要冷静地思考一下问题的不同性质，对于发达的经济来说，他们的经济结构已是高度稳定了，所以，制度的完善有助于一个稳定的经济结构的维持和经济的增长。但对于一个落后的和正在发展中的经济来说，经济结构是十分不稳定的，不仅如此，经济结构的变迁本身甚至就是经济增长所要实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而是制度的开放性和制度的创新空间。所以，我认为，制度上的“落后”可能同时又是一种机会和优势，因为它恰恰有助于民间力量的成长和创新活动的增长。因此，“落后有优势”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少付代价来学习别人现成的制度，而且因为我们还可以不必承受制度的规范对高度变化的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从而在经济结构高度变化的阶段能够保持经济的活力。因此，在我们当前的经济转轨和发展过程中，制度规范与不规范之间的差别不那么清楚不应该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这反而会使得我们的民间创新活动的空间更大，更宽广。因此，对于我们这个新兴的市场经济来说，制度的创新对我们则有特殊的含义。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承认那些“体制外”活动的“合法性”。如果我们过分依赖某种“规范”或“教条”来鼓励某种经济活动和压抑另外一些经济活动，如果我们过多地依赖某种外在的所谓“原则”来事后评价今天经济生活中的许多新兴事物，说这种事是“正确的”，那种事是“错误的”，把经济活动的许多行为简单地用“符合”还是“不符合”某种外在的、传统的教条原来加以评判，我们将会缩小乃至最终丧失创新活动的民间土壤。回顾2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推动经济增长的所有体制上的突破都是在传统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教条主义的约束不断和放松的环境里“自下而上”制度创新的结果，民间的制度创新始终是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可以肯定地说，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就看我们能否真正突破“体制内”的规范约束并维持“体制外”的或民间力量的活力了。往期相关文章：